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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本報訊】

這些日子全球景氣下滑，政府過去「兩兆雙星」政策所支持的產業，出現困境者不在少數，非僅如此，生技業也因行政院國發基金投資宇昌一案撲朔迷離，在台北政壇掀起風暴。這些事件不禁讓我們想起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在台灣每人GNP即將邁入兩萬美元的今天，我們還需要政府的產業政策嗎？

這是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。早年台灣資源有限，政府確曾藉由集中資源發展特定產業，以創造經濟社會的最大福祉。舉例來說，1960年代政府推動出口擴張政策，設置加工出口區，發展紡織服飾、加工食品、電器產品等輕工業，拓展外銷市場以帶動經濟成長，如今看來，這個產業政策可說是極為成功。

1960年所公布的「獎勵投資條例」更明訂給予出口產業賦稅優惠，1963年外貿會主委徐柏園赴立法院報告時曾說：「國際貿易必須以國內經濟實力為基礎，我們不能受自然條件的侷限，要有一種上山下海、入地騰空，開闢世界的精神。」在那個年代，政府財經大員們堪稱為台灣經濟的領航人，由於產業政策明確，使得台灣得以集中資源投入特定產業而帶動經濟起飛，從而被國際譽為經濟奇蹟，1970年代台灣的出口更經常在亞洲四小龍名列前茅。

為因應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，1978年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國鼎召集首屆的全國科技會議，研商台灣產業升級一事，會中訂出「科學技術發展方案」，建議行政院設立科學園區。李國鼎並於1986年以行政院開發基金一億美元投資設立台積電（TSMC），並邀請張忠謀主持這家公司。科學園區在政府全力支持下，海外學人返國創業者絡繹於途。政府大員們的熱情與產業政策的配合，把台灣經濟帶入了一個新里程。

1990年行政院公布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，以接續落日的「獎勵投資條例」，自此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又成為政府產業政策的重要工具。經濟部透過兩年檢討一次「新興重要策略產業清單」，來決定哪些產業可享有五年免稅，又透過每年逾百億元的科技專案補助研發來引導產業發展，於是兩兆雙星、太陽能光電、生醫材料等產業陸續入列，成為政府獎勵發展的對象。

隨著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於2010年落日，政府又著手訂定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」、「產業創新條例」，擬藉由這兩部法律繼續做為產業政策的獎勵工具，以引導民間資金、人才投入政府心目中的明星產業。這兩部條例，正是今天政府手上所繼續握有的產業政策工具。

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敘述近50年政府的產業政策、相關獎勵條例訂定的時空背景，並回顧這段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，乃是希望透過這個歷程來反思產業政策是否需要永遠存在？昔日在資源不足、資金不足、人才不足的情況下，政府藉由獎勵投資條例來支持出口產業，不論是加工區的設置、科學園區的設立，成立工研院、運用開發基金投資台積電等等，這些政策確實為台灣經濟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，倘若沒有政策的引導，台灣絕無可能創造經濟奇蹟，更遑論居四小龍之首。

但是隨著1990年以後，民間的人才愈來愈強，民間的資金愈來愈多，民間的企業規模愈來愈大，市場的機制愈來愈健全，台灣該發展什麼產業，是否依然還要由官方來決定，不無疑問。既是如此，政府就不應該再扮演產業政策的領航者，而只要全力改善投資環境、健全市場的發展，以及避免財富集中、維護和諧的勞資關係即可。至於在台灣這片土地會因此出現什麼新興產業，宜交由市場來決定，如此才不致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，也才符合台灣社會整體的利益。

但遺憾的是，這些年來執政當局總是在一個條例落日之後，又另起一個條例，手上總想握有決定產業政策的工具，總想再扮演經濟領航人的角色。試想，今日多少待紓困的廠商，豈非昔日政策鼓勵下的產業？當年政府大員們哪個不為自己推動的「兩兆雙星」沾沾自喜，但昔日數千億大投資的風光，早已變成今日各銀行的沉重負擔，孰令致之？再看近日在台北政壇沸沸揚揚的國發基金投資宇昌案，追根究底，這不正是政府喜歡主導產業政策所帶來的負作用嗎？

台灣近50年來的經濟環境已出現重大變化，如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應該要由昔日的參與者、指導者逐漸淡出，致力於提升人力素質、做好基礎建設，並提供一個金融穩定、資訊充份及競爭公平的環境，如此即可。至於哪些產業具有發展潛力？哪些產業可能是明日之星？這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，這已非政府能力所及，還是交由市場決定才是上策。